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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神宗起用苏轼的心思由来已久，宰相王珪几番阻挠，未能如愿。北宋政坛，王珪是个史家公认的小人，倒不全是因为他在“乌台诗案”中屡向苏轼下毒手。他以见风使舵出名，巴结术炉火纯青。熙宁年间王安石当政，他巴结王安石胡须上的虱子。虱子爬来爬去，神宗也看见了，但没说话。王安石自己察觉了，伸手捉住它，正欲掐死，王珪忙道：荆公且慢，这是一只不同寻常的虱子！安石奇道：何以见得虱子不寻常？王珪说：曾经御览，屡游相须。
王珪培植党羽很有一套，有时皇帝也奈何不了他。元丰五年，神宗想让苏轼修国史；六年，想任命苏轼为江宁太守，都被王珪以种种理由拦下。其时朝廷正向北辽用兵，这事就搁下了。元丰七年，神宗动用不轻易使用的“皇帝手札”，不与执政商量，直接下令复起苏轼。复起的第一步，授苏轼汝州团练副使，本州安置。汝州（今临汝）离汴京很近了。
苏轼依依不舍离开黄州。临皋亭涛声依旧，五十亩东坡麦苗青青，雪堂的离别酒喝了一茬又一茬……“我家江水初发源，宦游直送江人海。”当年在杭州写下的诗句，宿命般画出他的命运轨迹。当官就是马不停蹄，这州三年那州两年的，有时候途中走数月，到任只几十天，又调走了。于是有了“宦游”这类词汇，令人感慨万端。
把宦游列入人类学的研究课题，想必很有趣吧?
苏轼一生，宦游四十余年，足迹半中国。
元丰七年春他起程向汝州，陈慥送他直到九江。这位侠肝义胆的眉山青神县汉子，曾从他居住的歧亭七次到黄州看望苏轼，每次往返四五百里。他和苏轼气味相投，都是古道热肠。还有一个眉山人巢谷，值得浓墨重写的普通人，行事很神秘。苏轼倒霉的时候他总会现身，苏轼得意了，他又飘然而去。
这次苏轼赴汝州，巢谷提前数日不辞而别。却交给苏轼一个祖传药方“圣散子”，叮嘱说，千万不可示人，但关键时刻可以一用。苏轼并未十分在意，他这些年收集的药方多了。
几年后在杭州，这“圣散子”救活了成千上万的疫病患者。苏轼万分感激巢谷，却不知巢谷身在何处。
苏轼现在到了九江地面，陈慥返回，大和尚参廖前来迎接，陪苏轼畅游庐山。山中盘桓多日，诗人哲人合而为一。名山得了名诗《题西林石壁》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
诗人看山峰却看见人世了。寥寥数语，说尽多少事。
人生就是不断地总结，领悟，参透，千思量万琢磨懂得了一点道理，却已两鬓斑白，再是喜悦也难掩苍凉……
金陵的王安石正苍凉着，变法大业未竟，备受小人折磨，儿子死了，他伤心归故里，隐居于半山，骑驴瞎转，口中不停地念叨着谁也听不清的言语。也许是念叨受苦受难的天下苍生吧，为他的变法失误深自忏悔。
听说苏轼要来，王安石激动了好几天。他亲自到江边迎接，苏轼登岸施礼，说：轼今日野服拜见大丞相！王安石执苏轼的手笑道：礼数是为我辈而设的吗？二人大笑，一句话胜千言，泯去旧日的恩恩怨怨。
王安石苏东坡携手游金陵，促膝交谈不知疲倦。历史，文学，国事，家事，虽然时时有争论，友情却暗生，并且迅速走到阳光下。王安石迫切希望苏轼卜居金陵，朝廷那边由他说去。苏轼感动了，辗转几处买田，皆不如意，只好辞别荆公。
王安石又送别，望着苏轼远去的背影喃喃自语：“不知更几百年，方有此等人物!”
历史巨人的话，分量当然不轻。
认识到苏东坡的价值，王安石是第一人。欧阳修对苏轼的评价仅限于文学。而在王安石眼中，苏轼是政治奇人、文化伟人。
苏东坡造访金陵期间却发生了一桩惨事：未满周岁的遁儿夭折于舟中。王朝云悲痛欲绝。东坡写诗哀号：
吾年四十九，羁旅失幼子。幼子真吾儿，眉角生已似……我泪犹可拭，日远当日忘。母哭不可闻，欲与汝俱亡！故衣尚盈架，涨乳已流床。感此欲忘生，一卧终日僵……
年轻的母亲、刚满二十四岁的王朝云，其状之惨，谁也不忍心去详细描述。
也许是丧子之痛，也许是黄州诗意生活的惯性诱惑，使苏轼有了买田隐居的念头。这念头一动，立刻招来八方吁请，范镇请他去许昌，王巩请他去扬州，张方平请他去南都……古人讲究千金卜居，千金择邻，有苏东坡这样的人做邻居，真是一种幸福。东坡分身乏术，为难了。老朋友蒋之奇力邀他去常州，到宜兴的一座山中买田，他去了，买下一块可年供八百石谷子的田地。有了这块地，一家十几口，吃饭是不成问题的。他还有退休金嘛。于是两上《乞常州居住状》，恳请朝廷批准。
过了数月，朝廷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，他的欣喜溢于言表。书法兼随笔名作《楚颂帖》是此间写下的：“吾性好种植，能手自接果木，尤好栽橘。阳羡在洞庭上，柑橘栽至易得，当买一小园，种柑橘三百本。屈原作橘颂，吾园若成，当作一亭，名之日楚颂。”
这《楚颂帖》与书于黄州的《寒食帖》，是苏轼书法的两大代表作。后者现藏于台湾的故宫博物院，真迹。这可是伟人、文豪、书画巨擘的亲爱书法呀，我想到它，心就怦怦跳。如此绝世珍品，能运送到伟人的故乡展出一回么？
东坡另赋《菩萨蛮》云：买田阳羡吾将老，从来只为溪山好。来往一虚舟，聊从造物游……
阳羡即宜兴，东坡待在这地方，溪山美朋友多，杭州、扬州、金陵等地，朋友往来很方便。活动半径大，日常韵味足，具有相当完整的“生活世界”。它对东坡的吸引是不言而喻的。另有一层，却为朝云考虑：家庭生活安定了，不复舟车劳顿忽东忽西，她或能再生一个孩子，重新做母亲。
东坡为自己、也为家人勾勒了未来生活的图景。
然而朝廷又生大变故，刮起了新政旋风。苏东坡在常州忙着规划诗篇栖居，这旋风移动速度奇快，刮到他头上了，刮得他离地三尺随气流飘荡，手中的规划图不知飞向何处去……
宋神宗驾崩，小皇帝哲宗只有十岁。高太后摄政，改年号为元祐，显示出对仁宋嘉祐时代的强烈向往。
高太后发起“元祐更化”，找谁来辅佐她呢?
洛阳的“独乐园”，一位老者埋头写巨著，转眼便是十五年。他就是司马光，王安石的老对头。关于独乐园，宋人笔记多有描述，它既是史学中心，又是隐形的政治枢纽，各类政要络绎不绝。司马光字君实，人称温公。他是公正而温和的大人物，像王安石一样不近女色，平时有点不苟言笑，但并不呆板。有个幽默故事：他夫人上元节想到街上看灯，临走时跟他打个招呼。他说，家里不是有灯吗?夫人笑道：街上人多热闹，名为看灯，实为看人嘛。司马光眼皮子一翻：莫非老夫是鬼呀?夫人顿时乐了，出门后跟其他贵妇嘀咕，这故事很快传遍了洛阳。
在一般百姓眼中，司马君实几同圣人。他到京城，若是被人发现了，一定会发生交通堵塞。王安石熙宁变法，由于来势太猛而祸及城乡，所以民众对马司光寄予厚望。
司马光组内阁，上表推荐人才，苏轼赫然在册。另一个大臣吕公著，也向高太后推荐苏轼。高太后真是喜上眉梢。喜从何来？她一向对苏轼青眼有加，只碍于神宗，不便插手朝政。神宗一去，她垂帘听政，正考虑用什么方式起用苏轼，却接到两个重臣不约而同的推荐，她不高兴谁高兴呢？如果她夹带了一点私心，不便立刻重用苏轼，那么司马光、吕公著的荐表，确实来得正是时候。
高太后下旨，任命苏轼知登州（山东蓬莱）军事州，掌军政大权。苏轼领旨谢恩，但在给朋友的书信中，表明他反应平淡：“一夫进退何足道。”他又得调整心态，撇下刚买的宜兴田，隐藏了苏东坡，而让“屡犯世患”的苏轼再度粉墨登场。
前路说不准。却总得上路吧。
走了三个月，登州任上仅五天，新的任命复至：升苏轼为礼部郎中。全家人床还没睡热呢，又起程了。
不过苏轼动作快，五天干了两件大事：请求朝廷变更当地的军事部署，免除食盐专卖。后者源于他的一贯主张：民间贸易自由。盐、铁、酒、茶的专卖他都反对，而且走到哪儿反到哪儿，手中无权就挥动诗笔。他终极的政治理想是富民强国。
伟人的调头何其干净利落！归隐田园，以后再说吧。
他还抽空到海边看了海市蜃楼，写下长诗《海市》。
刚到京师，他升为中书舍人，在宰相手下干活。半年后，再升翰林学士知制诰，负责起草圣旨的工作，官三品，位在六部尚书之上。升迁如此之快，百官为之瞩目，苏轼自己也晕头转向。他刚五十出头，居翰林院要职，这不是明摆着要当宰相吗？中唐及北宋翰林院，均被视为储备宰辅之地。而苏轼具备宰相的才能，宋仁宗早就讲过，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。司马光年迈，身体又不好，君实一旦退下，子瞻定会补缺……朝廷这些议论，其实对苏轼不利。返京不到一年，他成为舆论的焦点，
本文编辑：佚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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