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一年（）
晚上躺在床上，右手扣住左手的手腕，拇指触到了中指，心一惊：瘦了一圈。二O一九年的关键词，确实是＂病”这个字了。
突然发冷，接着发烧。这种情况不常发生，但是这两年来却偶有发生，不清楚怎么回事，往往是抵过去就好了。心里想着不妙，却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双十二那天，白天上班依旧如常，晚上赴一个宴，没敢喝酒，回到家，没什么异常刚，只觉有些疲惫，有些冷。睡觉的时候，开始冷得发抖（俗谓＂打摆子”），然后就是发烧。
这一次，却没像往常那样抵过去，半夜，左膝盖开始疼，一直到天亮。上班时，左脚瘸了。
今年，看着到了十二月，心想：医院躺病号了。谁曾想，还是逃不过。住院十来天，反反复复。医生说，怎么办呢？这里能用的药已经用了，实在不行，你还是去贵阳打生物制剂吧。这话让我想起了去年的经历，医院住半个月，医生说，实在不行，医院看看吧。医院医院（陆军医院），可是，现在，医院路程远，而是我才三十一岁，还不想走到用生物制剂的地步。一个月三四千的生物制剂费用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
命途多舛，突然想起这个词，其实，想想从涉世以来，我的人生，除了多病，途路也算安平。只是三十岁以来，毫无而立之感，尽是骨疏松之觉。
苏子说：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。
有时想想，从宏观处看，人生天地间，确如蜉蝣一粟，何其渺小。很多时候，我也这样看人生。病多后，却慢慢变得喜欢从微观处想，一切病，都是身体的微观出了问题。对于宏观，很多人都能谈天说地，而对于微观，人总显得无奈。
这一年，遇到一些人，做过一些事，感谢不屑与关心，感谢羁绊与帮助。以后最希望的，还是都匀这地的医疗水平能够提高一点吧，不要动不动医院看看。
今夜，医院跨年了。
逃离乡镇
到九三学社都匀市委上班已经一个多月了，回顾来路，有些话想说一说。
题目用了“逃离”的字眼，对我来说，有几分写实。算一下，只数年，我在乡镇呆了九年，数到月，那就要在九前加一个近字。无论是九年还是近九年，这个数字，与在乡镇干到退休的比起来，实不足道，与走马镀金的比起来，也可以说是一段有点长的岁月。
二〇一一年夏，我大学毕业。在此之前，我原本想着考研，而且报了名，但想想家里的经济情况，最终没去考试。于是，在毕业那年的四月二十四日，我参加了贵州省公务员考试。报名的时候，因着对社会现实的不了解和对找到工作有碗饭吃的渴望，考虑的只是离家近一点，我便报考了坝固镇的职位。
我也曾有过考上家门口单位公务员的兴奋，然而，更多的是入门之后的无奈与不甘。无奈来自面对应接不暇、繁忙杂乱的工作，身心疲惫，不甘来自本可以离开却因领导的羁绊而残留的一点希望。这无奈和不甘，成了我想要逃离乡镇的思想动力。
为什么逃离乡镇？
我想逃离能力不足的尴尬。二〇一七年一月，幸得领导垂青，在经开区坐了两年多机关办公室之后，我到洛邦任职。在洛邦，我开始包村，即所谓的包村领导。我先后包附城村、绕河村，包村的工作，多是脱贫攻坚的事情，还少不了村里群众的纠纷矛盾。那时的洛邦，在开发区的开发中，产生了很多矛盾，这些矛盾相互牵连、极其复杂，从而有一部分群众常常采取上访等形式寻求解决。正是在洛邦，我有机会第一次到了北京，虽然是为了截访。所有的矛盾纠纷，都需要耍嘴皮子，与群众唇枪舌剑、谈说道理，需要很好的口才，而我天生是个嘴笨的人，在这些工作中，很感吃力。在包村工作中，需要统筹协调好村干部，而我的性格稍弱，组织能力也显欠缺。所以，我想逃离，免得总是让能不足的尴尬伴随日常的工作。
我还想逃离繁杂琐事的羁绊。我是个性格散漫的人，不热衷迎来送往，不擅长站位攀附，有一点点社交恐惧。所以，有人赞我能力如何时，我会感到惶恐，有人觉得我不行时，我反而会暗暗窃喜。这些，均源于散漫的性格与繁杂琐事的格格不入。有人请客，我会反复想着找个合适的理由推脱；到了节假日，总期盼着天气阴雨连绵；夜晚的暴雨，会让我在家坐立不安、不能睡眠；各种诸如非洲猪瘟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应急事件，也需要置身参与，践行着“五加二、白加黑”。事实上，我对理想人生的追求，不过家与诗和远方，所以，我想逃离乡镇的嘈杂。
二〇一八年，我因脖、背、腰、髋关节、四肢等疼痛，先医院、医院、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医院，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。这个病并不能要人命，只是发病时会影响正常生活，严重会发展为畸形残疾，目前没有可以根治的方法，只能靠长期使用药物维持。由此，我更想离开乡镇，因为按照当下乡镇的工作量，畸形残疾并不是没有可能。二〇一九年年底，随着市里要求周末开展“帮扶日”，工作处于天天上班的状态，我心里想着：医院。果然，十二月十二日，白天正常上班，没什么异常，只感有点疲惫；晚上，赴一个宴，回家后只感觉有点冷，睡觉时冷的感觉加重，全身发抖，接着就是高烧。第二天，左腿便伴着剧烈疼痛，瘸了。然后，便是辗转住院，在医院度过跨年夜。
这一切，让我在心理多少产生一点害怕，想着还未清的债务，还未得养天年的父母，还有妻儿，我觉得真是要想办法逃离乡镇了。
二〇一七年，机缘巧合，我认识了九三学社都匀市委宋萍副主委和吴亚静吴姐，然后加入九三学社。后来，经开区体制改革，人事变动，那段时间很多人都在找地方调，我便向宋萍副主委表示想去社市委工作。由于编制有限，那时没有调成。直到二〇一九年年底，吴姐退休，编制空出，宋萍副主委再次问我是否还有意到社市委工作，我欣然答应。在此之前，二〇一九年年初，市纪委曾与我联系，问我到纪委工作的意愿，为了离开乡镇，当时我甚至答应到纪委工作后即入党（我当时觉得到社市委工作的可能性很小），单位的领导却认为我的身体状况不能承受纪委的工作，代我搪塞过去，没能去成。现在，我挺感谢这没能去成。
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，我正式到九三学社都匀市委上班，卸下了在乡镇时背着的没有芝麻绿豆大却责任不轻的所谓实职，实现了改非——九三学社都匀市委员会三级主任科员。我曾向组织部申请说，如果因为这个小小的副科级不能调动，我愿意以普通科员的身份调动。组织最后还是为我保留了体面。
这些年一路走来，遇到很多人，遭遇很多事。这些人与事，有关心、有不屑，有提携、有羁绊，有鼓励、有嘲讽，对我来说，都是在助我不断进步，我都要一一感谢。
以后的时日，还很长，我只是希望尽自己的力所能及，把本职做好，不至于成为真正的废柴，再让生活多一点味道。
苏东坡说：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世事纷繁，我的理想，也只不过如此。
“空手空脚”帮扶二三事
年2月5日，农历腊月二十，正在匀东镇绕河村参与处置民房失火事件的我，接到一个曾经帮扶过的贫困户的电话。接了电话，他没有寒暄，没有客套，向我耳边直接甩来一句质问：
“马上过年了，你哪天送东西来我家？”
这个问题，让我哭笑不得。那个时候，我的帮扶任务已经调整到绕河村，不再帮扶他。我只得告诉他，让他去村里咨询一下，看是否有政策性的物资物品。
然而，仅过了整整3个月，年5月5日清晨，我被一阵手机铃声从梦中惊醒。拿起手机一看，又是他。接了电话，依旧没有寒暄，依旧没有客套，他说：
“我没钱了，给我点钱用。”
听得出，他的口气很坚定，像是在要债。那一刻，我的血液直往头顶冲。压制住怒火，我问他：“你要多少钱？”
“块。”
这个数字，让我的怒火忍无可忍，我问了他一连串问题：
“你是我家哪个？我为什么要给你钱？你好手好脚，为什么不出去找点活干？”
电话那边一阵沉默，然后挂断了。
那以后，我没有再接到这样的电话。经过反思，我认为，出现这样的状况，与我自身有很大关系。帮扶之初，帮扶任务并不多，也就两三户。因此，每次下村，我都会买一些东西，或水果，或大米，或食用油，提着入户。当然，大部分群众对此是感激的，但是，也有人觉得这是他该得的，理所应当的，渐渐的，就有了惯性。
后来，我的帮扶任务从3户变成4户，由4户变成5户，最后在年9月增加到9户，即绕河村5户、马场村4户。这个时候，继续提东西入户，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而且，接了那两次电话之后，我也开始怀疑提东西入户对帮扶的有效性。于是，我决定采取“空手空脚”的方式走访帮扶。
初次入户，我什么也没带就去了。每到一户，我都要提之前那两个电话的事，并告诉帮扶户：“只要有政策，只要符合条件，我一定为你们去争取、办理。”听了我的诉说，9户帮扶户都表示理解。
“空手空脚”的帮扶，也让我遇到了麻烦。年9月，我接到马场村的帮扶任务后首次走访，到老唐家的时候，他对我的到来表现很冷漠，问他家这几年有没有享受什么政策，他都说什么也没得到，言语之间充满抱怨和不满。经过耐心交流，我发现他的不满所在。原来，他的女儿在读高二，却没有享受到教育资助。他的这个说法当时让我有些疑惑，因为根据他家的一户一档资料显示，登记的家庭人口为3人，即夫妻二人与其儿子，并没有女儿。
这个情况，让我意识到这户可能存在漏人的问题。经过核查户口信息，确定老唐确实还有一个女儿在匀东中学读书，但是由于一直没有在贫困系统内，这些年都没有享受到教育资助。这件事让我很吃惊，也让我对村里的工作有些不满，我找到村支书了解情况，村支书支支吾吾说不清楚。我只得立即填写人口增加表，将老唐女儿的信息上报匀东镇扶贫办。没过多久，老唐的女儿进入了扶贫系统，并顺利办理了教育资助。当我再到老唐家的时候，老唐夫妻已经是笑脸相迎了。
“空手空脚”帮扶，让我觉得更要注意让帮扶户真正享受政策，同时要想方设法激发帮扶户自身的内生动力，实现真正脱贫。
绕河村的老杨家，是低保户，老杨夫妻已经70多岁了，有一个30多岁的儿子，赋闲在家，不干农活，也不出去找活干。
刚开始的几次走访，都只遇见老杨夫妻，没见过他们的儿子。每次走访，老杨夫妻都说儿子有病，而且是精神方面的问题。我当时也信以为真，并在记录他家的家庭情况时，将他儿子表述为有精神障碍问题，不能劳动。有一次，我与村干部一起走访，因为觉得老杨家确实困难，那天我便买了一桶油，结果没有遇到老杨夫妻，倒是遇见了他们的儿子。一番交流下来，这个比我年长几岁的年轻人完全不像是老杨夫妻说的有精神问题，只不过是个身强力壮、不想干活、怕见生人的年轻人而已。在回来的路上，陪我一起走访的村干部说：“他本来就没什么问题，只是懒而已。”
原本以为老杨家三口人没有劳力，只能靠低保过着紧凑的生活，这次走访让我觉得老杨家还大有希望。此后，我便打起了老杨儿子的主意——动员他出去找活干。在后来的走访中，我与绕河村多名村干部先后去走访老杨，做他夫妻的思想工作，让他们首先转变思想观念。
我对老杨说：“你们现在已经这么大年纪了，本来就应该由儿子来承担家里的农活，照顾你们，结果你们还一直像对小孩子一样对儿子，这对你们没好处，对儿子更不是好事。他现在还这么年轻，应该出去找些活路干，不能老是呆在家里。出去找活干，不仅可以看外面的世界，也可以赚点钱，有了钱，再娶个媳妇，家里的情况就会慢慢好起来。如果你们还照现在这样下去，以后你们老了、干不动活路了怎么办？你们的儿子又怎么办？”
经过一段时间的轮番入户做工作，老杨夫妻被说动了，他们儿子的思想也有了一些转变。终于，在年下半年，老杨的儿子去了广东打工。回来过年的时候，我再遇见老杨的儿子，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可以用焕然一新这个词来形容：穿着不再邋遢，边幅不再凌乱，精神不再萎靡，也不再怕与生人交流。
这样的改变，让我对自己的帮扶充满信心。
除此之外，我还“阻挠”了老杨家在年脱贫。老杨家住的木房属于危房，当时已被列为危房改造对象，但是却迟迟没有落实。年，村里在报拟脱贫名单时，将老杨家列入其中。我知道后，即以帮扶责任人的名义，分别向绕河村村委会和匀东镇扶贫办上报书面说明，表示在老杨家落实危房改造之前，不能脱贫。同时，我还找到当时的匀东镇党委副书记，反映了老杨家的情况。最终，老杨家没有在年脱贫，直到年，他家的危房改造终于完成，才顺利脱贫。
从年底参与帮扶以来，我先后帮扶过20余户贫困户。在这过程中，我没有为帮扶户做成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只是以将心比心的态度，用心交流的情感，吃准政策、利用政策，在“空手空脚”的帮扶中，为帮扶户做好力所能及又微不足道的小事情。尽管如此，我依旧为能够亲身参与脱贫攻坚这一时代大业而感到自豪，在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中，获得了不一样的小确幸。
写给过去的一年（）
一
过去的一年，过得很匆忙，也很漫长。
说匆忙，是因为这一年好像只是年初发生了一场新冠疫情，疫情还没结束，转眼一年就过去了。说漫长，这一年好像除了没有结束的疫情，世界还发生了许多事。
正如人们形容的那样，年注定是“极不平凡”“不同凡响”的一年，难怪牛津词典竟选不出这一年的年度词汇。
就个人来说，也很难用一个字或一个词归纳过去的一年。
这一年，工作笔记写了两本，其中的内容，大半与新冠疫情防控有关，此外就是脱贫攻坚，其中也记录着很多杂事、乱事和无可奈何的事。
年底到年初，我因强直性脊柱炎病发住院，期间看到新闻，说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，当时报道说没有人传人的证据。谁承想，在除夕前几天，态势转恶。于是，拉开了人心惶惶的疫情防空大幕。
还记得，那段时间除了参加镇里安排的值班，便天天蹲守在幸福村，安排驻村干部、村两委干部每天排查人员、上报信息、消杀市场……。与村支书开着车，放着广播，走村串寨，重复播放防控广播。那时要求晚上不到十点不能回家，我也就每天十点之后才敢离开村里。事实上，回了家也不敢睡，因为随时都会有指令，得到指令就必须核实信息，核实好了还要立即反馈上报。所以，那些夜晚，都是过了十二点才敢睡下，有几次甚至在凌晨返回村里。
还记得，那个时候学校没有开学，我们便把子夏送至小桥边父母那里。伊抽调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，我在乡镇，有时她睡了我没回家，有时我回家了她还在指挥部，两个人在那段时间也难面对面说上几句话，联系几乎都是上班期间通过
本文编辑：佚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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